在中国，有两个城市的名字掠过耳际，会让人心悸心热，让人怒吼或者叹息，让人能分出褐蓝石与胭脂粉，或者庄严黄与悲剧青，或者关中大汉与秦淮女子，或者十怪与八艳……这是两个伟大诗人的句子，“六朝旧事随流水”，“长安不见使人愁”，站在一起让我们徒生诸多感慨，而关于金陵与长安的另一描述，“秦中自古帝王州”和“金陵王气黯然收”，则更令人恨不得拍遍栏杆，从这凝练的句子里你能读出一种暗示，从秦中到金陵，一个民族的文明曾经被割断过，又得以赓续。历史的脉络，清晰可见。

从长安开始到金陵终结，果真便是动乱兼之毁灭，逮至金陵时代，移都江南，凭长江险苟安一隅，贾商云集，市肆发达，娱乐繁盛，在保存了华夏文化之正续。 这是造化的悲剧，用伟大的李白的话说，“苍苍金陵月，空悬帝王州”，这10个字隐含的悲剧，足以撼动几个王朝的破灭。我在长安居也久，在金陵也客居三个春秋，读书观象，对两个城市文明的交叠与分野略知一二。

多数人都认可，长安，又名西都、西京，或京兆城，自周肇始，21家王朝和政权建都于此，周、秦、汉、唐建都于此，铸就了中国历史上四个白金朝代，俗称13朝古都，它是中华历史上建都时间最长建都朝代最多影响力最大的都城，是华族的摇篮、文明发祥地和文化代表，大唐以降，金陵承接了中华文化的传承天职，金陵，就是现在的钟山，紫金山，后代指金陵城，六朝吴、东晋、宋、齐、梁、陈建都于此，故称为六朝古都（亦有“十朝都会”说）。从广大处说，由于地缘因素决定，比如秦岭与钟山，大河与长江，长安与金陵的杀伐建功与莳鸡守家的自然分野是明晰的：如果说长安是中华文化的拓疆辟壤之都，那么金陵就是中华文化凝聚细化之都，秦皇汉祖，唐宗武后，王翦白起卫青霍去病李广，郭子仪，韩世忠，张骞、苏武、玄奘、即便如文学家，司马迁杜甫白居易，似乎都披坚执锐，张扬亢厉，气势沉雄，画家书法家流，阎立本、吴道子、颜真卿、柳公权……史载都是扬厉外张气冲斗牛之辈；至于金陵，如南朝高僧宝志（济公和尚），南朝医药学家陶弘景，宋初画家巨然，秦桧、张孝祥这样的悲剧人物，都有俊逸超俗回归精神之嫌。尤其以横绝古今的曹雪芹，更是将自觉的精神探寻和灵魂拷问发挥到了文人的极致。有数字说，南京有史可鉴的文武状元多达二十多位，看看周秦汉唐有多少武将军事家，再看看吴晋齐梁出了多少文人学士就够了。在金陵从云锦、昆曲、大米、秦淮河到夫子庙小吃，到处渗透着轻愁淡烟似得阴柔媚态，在长安从棉布、秦腔、小麦、护城河到回坊小吃，分明流散着坚硬糙砺的实用阳刚味道。以云锦说，江南多养蚕，织造云锦，历朝历代都是献给朝廷或钗黛们的公物或把玩，精工细作，美轮美奂，量小罕见，“寸锦寸金”；而关中多种棉，棉花粗梭大纺，抽丝成布，宛成织物，分明多是贫贱人家或者军爷刀客的御寒遮体之备，随处可见，价廉适用。

从性别言，长安更像赤脚的关西大汉，而金陵更似缠足的明眸女子，历史的错讹在于，这样的汉子与女子竟然不能同代并存。假如行走在1000年前的金陵，你能感受到雨落夫子庙娇喘一般的声息，而在长安，你却只能听到辚辚马车西去边关的粗吼，一个是安逸的消遣，即便在国破家亡的时刻，如钱谦益与柳如是的缱绻，一个是躁动的开拓，如杨虎城在华清池的莽举。回瞻历史，汉家陵阙与后庭遗曲，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民族进步着的两面和不同阶梯——只是前后绝续之分罢了。

与长安不同，关于“衣冠文物盛于东南……有豪杰之风，斯文秀美，亢朗冲融”的金陵一直有另外的说法，古今多少骚客，以怀古金陵为闻名，虎踞龙盘，风水最好的金陵却被历史这个幽默大家，不断开着玩笑：在这里定都的六个王朝吴、东晋、宋、齐、梁、陈，都有着相同的宿命，无一例外都是气促瘀滞，运命乖张：与长安的雄起大开恰成对比，往往满足于小朝廷，蟹居一穴，声色犬马，在武功文治缺少建树，不思作为，最终破家亡国，给后人留下浩叹。我不太同意有些学者，如朱偰先生的说法。他比较过长安洛阳金陵燕京四大古都，断言四都之中“文学之昌盛，人物之俊彦，山川之灵秀，气象之宏伟，以及与民族患难相共，休戚相关之密切，尤以金陵为最。”我的想法是，论“与民族患难相共，休戚相关之密切”则可“以金陵为最”。